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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  

2008-04-21 16:48:44|  分类: 經濟管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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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
            http://www.beiwang.com 2002-10-20  北望经济学园

              内容提要:本文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A·萨缪尔森的代表作《经济分析基础》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萨缪尔森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作了客观的的评论。
              关键词:萨缪尔森,经济学,纯理论,数学化
              本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一、垄断竞争理论,二、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三、经济理论的数学化。美国经济学家张泊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论是上述第一个方面的发展的主要代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构成上述第二个方面的发展的基础,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包括萨缪尔森)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形成了二次大战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以下简称《基础》)最早成文于1937一1938年,1941年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这部著作主要与上述第三个方面的发展有关,它是现代西方数理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与其他少数几本著作(如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
              (1939年)和纽曼发表于20和40年代的著作)共同为现代西方数理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看法,西方经济学从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语言表达和图解式的分析方法转变为用现代数理经济分析方法这一重大发展过程,萨缪尔森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可以说,他所作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萨缪尔森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基础》一书中。《基础》出版以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用高深数学的风气一直盛行于西方经济学界,这种现象的出现被人归因于《基础》的问世。《基础》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甚至有的人把它奉为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圣经”。它所开创的数学形式主义与新古典理论相互综合的分析方法——新古典综合分析,在欧美经济学界一直占居着主导地位。以萨缪尔森为代表人物的新古典综合派也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萨缪尔森本人亦于1970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金,成为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
              那么萨缨尔森在《基础》中对西方经济学究竟作了那些“理论贡献”呢?萨缪尔森的数理分析方法对西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概述如下。
              一、《基础》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增添了一些新内容
              萨缪尔森将他在1941年发表的论文“分析经济学的基础”加以改写和扩充,写成《基础》一书,并于1947年出版。该论文的副标题是“经济理论的实际观察意义”,而《基础》的扉页则引用了美国数学家J·威拉德·吉布斯的话。“数学是一种语言”作为警句,可以说,上述副标题和警句以最简明的形式反映了《基础》一书的宗旨和主题。在《基础》中,萨缪尔森用数学方法系统地概述、分析和总结了西方经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试图从两个最一般的原理,即最大化原理和对应原理实证性地推导出比较均衡论中的所有重要结论。在用数学方法重新分析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他提出了若干新见解,着重对比较静态学和动态学理论作了补充和发展。
              概括他说,《基础》对西方经济学所作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将数学形式主义与新古典理论结合在一起,开创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其二是在分析总结已有理论的同时,在经济学某些专门领域提出新的理论。两者之中,前者是萨缪尔森的主要贡献。《基础》一书的核心在于“分析”。众所周知,数学中的分析学从极限概念出发发展为了关于导数的理论,使整个数学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数学由初等数学发展到高等数学,由静止的科学发展为运动的科学。从《基础》的内容来看,作者写作该书的意图是试图在经济学领域引起一场变革,使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发生彻底的转变。这种变革一旦发生,那么,《基础》中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作为这一转变的基础和起点,其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随着《基础》的问世,这一变革的确在西方经济学领域里出现了,《基础》一书随之成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纵览全书,作者从“最大化”假设出发,用数学方法重新概述比较静态学,迸而提出“对应原理”,并以此将比较静态学和动态学结合在一起,试图使经济学从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动态分析。根据作者的设想,西方经济学最终还要从动态分析发展为比较动态分析。在这里,整个理论从个别到一般,从静止到运动的发展线索和思路是十分明显的。就经济理论的专门问题来说,《基础》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关于最大化原理和对应原理的论述,关于性质、成本和生产函数、消费理论的分析论,显示的偏好理论和动态稳定性理论的分析,这些论述和分析对西方经济学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对这些理论作一简要阐述。
              (一)性质分析和最大化原理
              关于性质分析和最大化原理的论述贯穿《基础》一书的始终(特别是《基础》的第一章至八章)。所谓性质分析,是一种通过对(代表经济系统的)函数系统中变量变化方向:(即变量变化的代数符号为正或负)的考察来把握函数系统变动的特性的分析。关于性质的假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但是试图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对性质规定加以系统阐述的作法则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希克斯在他的竞争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第一次进行这种尝试。继希克斯之后,萨缪尔森在《基础》中对性质分析方法作了进一步系统的阐明,并且把性质分析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比较静态理论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另外两个主要来源是最大化假设和均衡稳定假设)。在《基础》中,就性质分析来说,萨缪尔森主要集中论述了性质分析中的消元解法,详细阐述了如何依靠使一个系统的方程数目与未知数数目相等的方法来解决成本和生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福利经济学中的性质确定问题。希克斯和萨缪尔森为性质经济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们之后,又有许多经济学者对性质分析作了大量研究,例如兰卡斯特(lancaster)和戈曼(Gorman)60年代所作的研究,使性质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另外,《基础》从最大化(或极大化)原理出发,对成本和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很利经济学进行了分析。“萨缪尔森是认识到并且强调最大化(或同样还有最小化)在比较静态学定理推导中起关键作用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例如,适合于产出的供给曲线,对一个利润最大化和接受价格的企业来说总是上升的,而适合于投入的需求曲线则总是下降的,这些仅从最大化假设就可以推导出来。”
              从《基础》的篇章结构来看,它有着严谨的逻辑层次。《基础》的第一和第二章概述比较静态学的一般问题。第三章的证明,就大多数经济情况来说,人们凭借均衡位置是极大值或极小值位置的假设便能推导出重要的经济学定理。第四章将最大化原理应用于企业的成本和生产理论。第五章将约束最大化分析应用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第六和第七章讨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某些特殊问题。第人章研究福利经济学,在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论述中,最大化分析(或极值分析)最终得以全面完成。萨缪尔森运用最大化原理对显示的偏好理论、成本和生产函数作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建立了社会福利函数。另外,萨缪尔森证明了下述原理:基本极值问题的解有下述一般特征:(1)与长期相比,短期内的生产要素需
              求弹性和商品供给的弹性较低。(2)与非定量配给相比,定量配给条件下产品的(补偿)
              消费需求弹性较低。萨缀尔森把这个原理称为夏特利尔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
              (二)显示的偏好理论
              关于显示的偏好理论的分析是《基础》一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西方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否存在着一种能够表明下述情况的分析方法:人们所观察到的消费选择行为是由人们所观察不到的追求偏好(或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动机支配的
              (这个问题后来被人看成是所谓的“合理性问题”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大部分经济理论都是以追求偏好(或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行为为根据的,因此解决上述问题对于西方经济学就越发显得重要。显示的偏好理论运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和逻辑推论表明,选择行为具有追求偏好(或效用)最大化的特征,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被西方经济学界看成是对于消费者行为理诊的一大贡献。为解决“合理性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也曾有人用另外的方法进行尝试。这就是“可积性理论”。这是显示的偏好理论与可积性理论所要解决的同一个问题、不过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有着显著的差别。可积性理论在证明时使用数学上的积分法,并且通常以微分形式表示它的前提假设;而显示的偏好理论在证明过程中使用具有“离散”(或不连续)和“显示”形式的数学方法和假设前提。显示的偏好理论是萨缪尔森于1938年创立的,其中的大部分术语和一些公理也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继萨缪尔森之后,胡萨克(Houthakker)认为萨缪尔森确立的显示的偏好公理是“弱公理”,与此对应,他又提出了显示的偏好的“强公理”。里奇特尔(Richter)进而确立了显示的偏好的“全等公理”。另外,尤咋哇(Uzawa)和罗斯(Rose)等人对于与公理有关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证明。从50年代开始至今,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显示的偏好理论作过研究,显水的偏好理论作为消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发展起来。
              (三)成本和生产理论
              《基础》中的成本和生产理论(即成本函数和生产函数)是以利润最大化的原理为基础的。萨缪尔森研究该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的基本特性。究其理论发展过程,关于成本和生产的二重性研究最早出现于霍特林(Hotelling)在30年代发表的两篇文章。继霍特林之后,萨缪尔森在《基础》中,从利润最大化原理出发,对成本函数和生产函数作了系统的性质分析,全面地论证了成本函数与生产函数之间的二重性关系,从而得出有关成本和生产的系统的比较静态结论,并为成本和生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随后,谢泼德(Shephard)于1953年出版了一本具有影响的著作——《成本与生产函数》,他利用凸集理论严格地论证了成本函数与生产函数之间的二重性,最终完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传统成本和生产理论向现代成本和生产理论的转变。
              具体他说,关于生产者行为模型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生产函数具有可加性和齐性的前提假设。在生产函数具有可加性和齐性的假设条件下,经济学家们能够从函数以及生产者均衡必要条件推导出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即上述假设对生产者行为类型加上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使得上述模型无法与依靠实际观察而确定的生产者行为类型相适应。这种不切实际的传统模型是科柏(Cobb)和道格拉斯(Douglas)在1928年创立的,并且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沿用了20多年。到了50和60年代,阿罗(Arrow)、钱纳里(Chenerv)、明哈斯(Minhas)和索洛(Solow)等人的研究暴露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他们指出,科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投入品的替代类型上加了一个先决的限制条件,即所有的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都必须等于一的限制。这个限制条件使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经济活动相差甚远。
              在批判科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阿罗等人建立起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即CES生产函数),依靠将替代弹性作为函数的一个未知参数,从而使传统方法的灵活性得以增强。然而生产函数仍然保留着可加性和齐性假设,并且在替代类型上加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例如,麦克法顿(
              McFadden)和尤咋哇证明,在CES生产函数中,所有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必须是相等的。
              成本和生产理论的二重性分析,使人们有可能消除传统方法对经济计量模型的限制。这种二重性分析就是上面所说的由霍特林创立、并由萨缪尔森和谢泼德加以发展的成本和生产函数的二重性分析。但是,萨缪尔森在《基础》中并没有对生产和成本函数之间的二重性进行充分彻底的论证,直到1954年他才对常数规模收益生产函数和要素价格边界之间的二重性作了确切的阐明。这种“二重性无论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潜在的应用性在以后的10多年里都役有被人们认识。然而,在70年代,成本,收益和利润函数之类的概念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生产函数概念,至少在涉及实际经验分析时是如此。”
              对应原理是萨缪尔森在《基础》中提出的基本原理之一。萨缪尔森提出这条原理以表明比较静态学与动态学之间的联系,并试图从动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中推导出比较静态定理(或动态定理)。后来.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原理作了一些研究。例如,在70和80年代,迈耶(Mayer)、伯梅斯特(Burmeister)、拉恩(Long)、尼里(Neary)、赫伯格(Herberg)和肯普(Kemp)等人都对对应原理作过研究。不过,总的来说,除了维度很低的情况外,对应原理的适用性究竟如何尚待行一步证明。
              在《基础》的第二部分中,萨缪尔森对动态理论作了初步的探讨,其中主要是讨论均衡的稳定性问题。均衡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因此与均衡紧密相联的稳定性概念理所当然地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重视。有关稳定性问题的论述至少可以追溯到瓦尔拉187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马歇尔1879年发表的《纯粹外贸理论》。在他们提出的均衡理论中都涉及均衡的稳定性假设,以及保证均衡稳定性存在的条件。关于均衡的稳定性问题,西方经济学界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争论是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
              (1947年)中所表达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该争论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稳定性理论的发展。经过多年的争论,萨缪尔森在《基础》中所表明的见解在不同程度上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西方经济学界把经济学中的稳定性分为静态稳定性和动态稳定性。静态稳定性分析只能表明对一个经济系统起作用的力量趋向于使经济系统朝着均衡点移动的情况,而不能表明经济系统的实际变动路线是怎样的,也不涉及系统在时间推移过程中是否收敛于均衡位置的问题。因此,只有静态稳定性分析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动态稳定性分析。动态稳定性分析用函数万程(组)建立模型,能够解决静态稳定性分析役有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微分方程(组)和差分方程(组)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最适合动态经济问题的性质。萨络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为西方经济学的动态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从规范经济学转向实证经济学
              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见解,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所说明的是经济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而规范经济学所探究的则是经济活动应该是怎样的,实证经济学不包含任何的伦理道德观念(或价值判断准则),它只分析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例如,对于一个经济系统来说,它只分析系统中的某些变量发生某种变化时,整个系统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整个系统的变化方向和大小如何。它不涉及“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以及什么是“好”的或什么是“坏”的之类的问题。规范经济学则研究经济生活应该怎样安排,应该生产哪些商品和提供哪些劳务。应该怎样组织生产和由谁来组织生产,以及生产要素和产品应该怎样分配等“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确立某种有关是非好坏的价值判断准则。这种价值判断准则实际上往往取决于分析者本人的伦理道德观念。
              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看法,以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是一种规范经济学。到了本世纪30年代:旧福利经济学所依据的价值判断准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对于旧福利经济学的批评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种实证科学,从理论上说,是否有可能证明甲在处境A中所得到的福利比乙在处境B中所得到的福利多些(或少些),是值得怀疑的。与此相同,一个经济学家在判断福利增加或减少时。他所依据的标准来自他本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然而,经济学家理应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作为经济学家,他们没有资格作出这种以个人伦理道德观念(或价值判断准则)为根据的判断。由于罗宾斯等人的批评和坚持,西方经济学界对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作出了明确区分。同时,人们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中尽量避免采取涉及个人伦理道德观念的假设,尽可能使新的福利经济学符合实证经济学的标准。这种作法的结果是:福利经济学逐渐转变成实证经挤学的一部分,实证经济学由此得到扩充;规范经济学的范围则相应缩小——只限于政治家所讨论的那些政策性问题。于是,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别大致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差别:实证经济学所包含的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和西方经济学界无争议的伦理道德观念,而规范经济学则包含有争议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此同时.一方面,萨缪尔森同意罗宾斯等人的见解,认为经济分析是实证性分析,应该尽可能排除一切伦理道德观念。例如,萨缪尔森在《基撇》中自始至终强调经济分析的任务是要得出“有意义闲定理”。所谓“有意义的定理”就是能够实证性地加以证明或证伪的定理。这也就是说,在分析经济学中,萨缪尔森认为有必要排除分析者个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排除一切伦理道德观念,从实际的经验性假设出发,以实际数据资材为依据,运用逻辑法则报导出“客观的”结论。另一方面,萨缪尔森又认为福利经济学(或社会福利函数)不能没有个人效用比较假设,缺少这一假设条件,就不可能确定唯一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萨缪尔森在社会福科函数中明确地加这个人效用比较假设,从而将个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或价值判断准则)明确地包含在社会福利函数之中。这种个人效用比较关系是一种外界实际存在的和确定的关系。它与经济分析者本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在这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它是“无可争议的”。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明确地包含伦理道德观念,这种伦理道德观念则又是所谓的“无可争议的”伦理道德观念。按照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新的划分标准,这个社会福利函数就仍然可以被看成是实证性的。
              三、从先验性演绎分析转向实证性归纳分析
              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的偏好理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从先验性演绎分析向实证性归纳分析的转变。
              显示的偏好理论是由萨缪尔森首先提出来的。该理论最早出现于萨缪尔森1938年发表的《纯粹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说明》一文,其主旨是在完全不使用效用概念的条件下重新阐述消费需求理论。萨缪尔森根据个人偏好必然通过消费选择行为显示出来的原理,直接对个人消费选择行为作出假设,提出显示偏好的弱公理:
              假定有0、1两种情况和口种商品。n种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分别由Pi和Xi表示(这里的1=1,2,…,n).在0情况中,第i种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分别为Pio和Xio,由Xio组成的商品组为商品组0,在1情况中,第i种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分别为Pi1和Xi1,由Xi1组成的商品组为商品组1,则有
              此处有一公式
              换言之,若消费者在能够选取商品组1时选择了商品组0,那么这就表明该消费者在能够得到商品组0时,他一定不会选取商品组1。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从先验的心理假设出发转变为从实证的经验假设出发,从先验的演绎推理变为实证的归纳推理。在基数效用论到序数效用论的转变中,这一趋势初露端侃。
              我们知道,无论基数效用论者还是序数效用论者,在研究消费需求理论时,通常都将效用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他们总是首先假定,对于消费者个人来说,存在着某个效用函数,或者某种偏好次序,并由此出发建立整个消费需求理论。就效用概念本身来说,序数效用论与基数效用论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序数论并不否定效用是人们心理上所得到的满足或者人的内心体验和省察。在这一点上,两种效用理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序数论与基数论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们的研究起点不同,基数论的研究起点是可以按基数衡量的效用。序数论的研究起点是不能按基数衡量而只能用序数表示的效用。从理论上说,坚持基数论,就不能回避直接对人的内心体验和省察进行数值测定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如果理论上需要的话,基数论者应该能够准确地用基数数值表明人的每一心理活动。要作到这一点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这样做必然要涉及效用具有独立性和可加性之类的不切实际的假设,相比之下,序数效用论者却不需要这样做。他们只需确定消费者的主观偏好次序,而主观偏好次序又是根据人们的消费选择表现来确定的。序数论之所以能够取代基数论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其原因就在于:它试图从人们对于不同商品的选择行为出发,通过人们主观的内心体验和省察在实际选择活动中的客观表现来把握人们的主观体验和省察,以及试图用偏好次序的编排来代替效用数值的计量,从而避免了效用计量和加总上的困难。从基数效用论到序数效用论的转变并没有使需求分析变成由行为表现到心理动机的分析,就其实质来说,序数效用论与基数效用论完全是一致的——它们对于消费需求的分析都是从主观心理动机即效用出发。与此同时,显示的偏好理论的出现则使消费需求分析完全建立在消费者选择行为之上。人们的主观心理活动是难以直接把握的无形的东西,而人们对于不同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则是明确显示出来的容易把握的事实。显示的偏好理论从人的行为出发来分析人的动机,从而使它成为一种与效用论的分析顺序相反的分析,即由消费选择行为到主观心理动机的分析,由于人的偏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关于人的偏好的假设便具有一定的先验性。一般的消费需求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先验性假设之上的,如果能够放弃这种先验性假设,直接对个人消费选择行为作出假设,并且以此作为消费需求理论的研究的起点,那么消费需求理论的实证性显然便会由此而增强。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能否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人们所观察的行为来自偏好最大化的动机(或者效用函数)。或者说,能否找到一种方法实证性地从实际的消费选择行为,推导出支配人们选择行为的主观规律。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人们便能够以直观的现实为
              依据来分析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心理活动的规律,从而为主观心理分析提供实际的基
              础。同时,如果能够作到这一点,那么人们就可以完全不使用关于个人搞好的主观心理假
              设,而将消费需求理论直接建立在关于消费选择行为的假设之上,从而使消费理论获得更
              加切实的依掘。从以上分析可知,显示的偏好理论就是一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分析方法。它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消费需求理论在实证分析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另外,随着显示的偏好理论的出现,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一步将效用论所提出的先验性假设与显示的偏好理论所提出的实证性假设综合在一起,统称为需求合理性分析,他们认为,效用理论与显示的搞好理论既不相同,又相互补充。简单他说,就其前提假设来说,两者所涉及的都是动机与行为的关系问题。效用理论的基本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个效用函数与某种偏好相对应。而显示的偏好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人们所分析的消费选择是否产生于某一种偏好。效用论是从偏好或动机出发来探讨偏好或动机所支配的需求行为,而显示的偏好理论则是从需求行为出发来寻找需求行为赖以出现的动机。将两者综合在一起,便形成所谓的“需求合理性分析”。更严格他说,需求合理性分析是由下述两个方面组成的(1)如果分析是从偏好关系R出发的,那么人们便可以提出下述问题:偏好关系R产生什么样的需求选择,假定它所产生的选择是h,那人们便可以说R使h合理化。或者R是啦动因,或者说,需求h具备了合理性需求的必要条件。(2)如果分析是从h出发的,那么人们便可以提出下述问题:是否有某种偏好R可以被看成是h的动因或者使h得讽产生。如果存在着某个使h得以产生的几那么人们便可说h是合乎理性的(或上是有动固的).或者说,需求6具备了合理性需求的充分条件。总之,一种需求要成为合乎理性的(或有动因的)需求就必须具备以上两个条件。
              随着显示的偏好理论的发展,有人进一步提出有关显示的偏好的若干公理和定理。有人运用显示的偏好公理来讨论需求合理性问题的主要解,以及将显示的偏好与可积性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从而,使显示的偏好理论的应用范围有所扩大。
              四、关于柏格森一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
              柏格森一萨缪尔森社会福和国数是对帕累托最适宜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该函数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竞争能否使整个社会产生最大的经济福利。
              社会福利函数是由柏格森于1938年首先提出来的。后来,由萨缪尔森在《基础》第八章中予以系统阐明,柏格森一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便由此而得名。
              事实上,福利经济学的出现,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各种矛盾的激化,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促使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加深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改善整个社会状况。为适应这种需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从增进社会福利着手来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于是,福利经济学便由此而产生。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建立了第一个福利经济学体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由于效用无法按基数衡量和测定,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而且不能成为经济政策的依据。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取消了效用基数衡量和效用可加性假设,用序数效用论来代替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后来经过勒纳和希克斯的发展和推广,逐渐取代基数效用论而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础·在序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帕累托提出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完全竞争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并且能够使个人效用实现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基本原则(即帕累托原则)是,如果社会从局面甲转变为局面乙,至少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好些,而同时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得坏些,那么从甲到乙的这种转变就是好的。这条原则从纯理论角度来看似乎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从实际活动的角度来看就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显然是,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必然会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得好些,而使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得坏些。因此,如果不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帕累托原则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就起不到指导作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福利经济学成为现实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家从两个方面对帕累托原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一是提出补偿原则,二是建立社会福利函数。所谓补偿原则就是,由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对经济政策的受损者作出补偿,或者假定前者对后者作了补偿,并且以补偿(或假定的补偿)以后整个社会是否有人受益或受损为标准来判断一项经济政策是否可取,如果在补偿以后有人受益,那么该项政策就是可取的;如果在补偿以后有人受损,那么该项政策就是不可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霍特林、卡尔
              多、希克斯、西托夫斯基、萨缪尔森和李特尔都是补偿原则论者。萨缪尔森在《基础》一书中没有过多地涉及补偿原则理论,而是集中于社会福利函数的探讨。
              事实上,对个人和单个企业的福利(或产量)的最大化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转变。只有帕累托所确定的那些最优条件是不够的。以帕累托条件为依据,无法使最大值位置得到唯一的确定。因此,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条件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柏格森一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用数学形式阐述了帕累托最优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作了补充。该函数除包括帕累托生产最优条件和交换最优条件外,还包括不同个人的效用比较条件。个人的偏好(或效用)是因人而异的,它取决于个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准则。只有将个人偏好比较假设包含在社会福利函数之中,才能确定最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与其他新福利经济学家不同,萨缪尔森将帕累托生产最优条件和交换最优条件以及不同个人的效用假设表示成数学中的函数形式,并用这3个函数组成社会福利函数,从而将个人的伦理道德标准(或价值判断准则)
              作为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而明确地包含在社会福利函数之中。根据萨缪尔森的见解,只有这样,社会福利最大化位置才能得到唯一的确定。并且,有了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以后,人们就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函数来判断函数中参数(包括政策参数)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到底是使补会福利增加,还是使社会福利减少,从而判断一项经济政策(包括根据补偿原则制定的政策)是否可取。这样一来,也就克服了“一些人处境好些,另一些人处境坏些”所引起的理论上的困难。另外,柏格森一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一资本主义竞争能否导致最大的社会福利。就其内容来说,福利经济学主要是围绕三个论题展开的。其中的第一个论题是,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否一定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众福利。根据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国民总产值达到最大数量时,并不等于公众福利得到了最大的实现;只有当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时,才算是实现了最大的公众福利。作为对第一个主要论题的解答,福利经济学得出第一个基本定理:假设所有的个人和企业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价格接受者,那么由竞争达到的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主要论题是,在一个由中央机构决定分配格局的经济中,公众福利要依靠(经过适当调整的)市场机制来实现,还是要以完全取消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获取,对照第二个主要论题,福利经济学得出第二个基本定理:在中央机构决定分配格局的经济中,如果所有的个人和企业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价格接受者,那么在对个人和企业适当征收税款并发放转移支付的条件下,依靠竞争的市场机制便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是在帕累托生产最优条件和交换最优条件的基础上,从纯理论的角度探讨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的。它试图使帕累托最优状态具有唯一的确定性。因此,萨缪尔森建立社会福利函数的主旨是使上述福利经济学第一论题得到唯一确定的答案。对于福利经济学第一个基本定理来说,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显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环节。
              很明显,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和第二论题涉及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萨缪尔森与其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持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接受福利经济学的上述两个基本定理。这表明,尽管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理论上存在着千差万别,但是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谁优谁劣的问题上,他们却是保持一致的——都反对计划经济而主张市场经济。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一定条件下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既不可能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
              五、关于对应原理
              萨缪尔森提出的对应原理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西方经济理论假设。
              萨缪尔森在《基础》中提出对应原理,将它作为连结比较静态学与动态学的桥梁。关于对应原理的论述,涉及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我们已经知道,对一个经济系统来说,参数的变化会引起变量的均衡数值的变化,从而使系统的均衡位置改变,或者说,使系统达到一个新的均衡位置。西方经济学中的比较静态分析就是通过对新旧均衡位置的比较来分析参数变化效果的理论(或分析方法)。这种分析不包括关于产生最初均衡位置的历史力量分析,而且也不包括从一个均衡位置调整到另一个均衡位置的转变过程的分析,西方经济学中的动态分析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含义。然而,近年来,动态分析范围趋于集中。它主要是:描述和探究一个经济系统的变量随时间推移而变动的变动路线(或时径),或者确定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的变量在足够长的时期内是否收敛于某个均衡数值上。另外,这里涉及“稳定”和“不稳定”的概念。当一个系统受到干扰而轻微地偏离均衡状态时,如果该系统在此以后的变动始终不超出均衡位置的某个确定的领域,那么该系统就是稳定的,否则该系统就是不稳定的。
              根据萨缪尔森的见解,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经济模型来表述一个经济系统的动态过程,从中了解该经济系统对非均衡作出何种反应。或者说,该动态过程是否具有稳定性(即是否收敛于均衡)。从这种动态分析中,我们不仅能够掌握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而且能够推导出经济系统的比较静态性质,从而得出比较静态定理。另一方面,只要确定了一个经济系统的比较静态性质,即变量的均衡数值因参数变化而变化的性质,我们便可知该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即当该经济系统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它是否趋向于均衡状态。这也就是说,对一个经济体系所进行的动态分析,能够得出有关该系统的比较静态定理,而一个经济系统的比较静态性质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动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对应性质,萨缪尔森称之为对应原理。
              具体他说,萨缪尔森在《基础》第九章”比较静态学”和“稳定性与动态学”两节的论述中表明,根据商品供求的比较静态分析,当“消费趣好”的变化引起需求增大时,即Dao>0对,价格是否上升取决于需求曲线在均衡点处的斜率Dpo,与供给曲线在均衡点处的斜率Spo,两者之差的代数符号。只有当供给曲线的斜率的代数值大于需求曲线的斜率的代数值时,即当Spo
              -Dpo>O时,需求增大才必然会引起价格上升。这也就是说,在需求
              曲线斜率为负的一般假设条件下,当Spo>0时,显然有Spo一Dpo>0,这时需求增大必然引起价格上升。当Spo<o时,只有当|Spo|<|Dpo|(这时Spo-Dpo>0)时,需求增大才必然引起价格上升。根据商品供求的动态分析,在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一般假设条件下,只有当供给曲线的斜率大于零,即Spo>0时,或者当Spo<0,并且|Spo|>|Dpo|时,需求大于供给才会引起价格上升。由此可见,依靠比较静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通过动态分析同样能够得到。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有关分析中看出,只有当人们所讨论的均衡具有动态稳定性时,才能得出上述结论,否则就不能得出上述结论。这也就是说,比较静态分析的结论离不开动态条件,与比较静态分析相比,动态分析具有更加广泛、更加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根据一个经济系统的均衡性质,即变量因参数变化而变化的性质,我们同样能够推断出该经济系统一旦偏离均衡位置将会发生何种性质的变动,即变动是否具有稳定性的结论。这也就是说。关于经济系统的比较静态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动态分析的结论。总之,根据对应原理,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具有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关系。
              虽然萨缪尔森在《基础》一书的第二部分多处谈到对应原理,但是该原理在这里仍然是一个仅具初步形式的原理。该原理的适用性究竟如何,尚待于进一步证明。为此。萨缪尔森又陆续作过一些研究。例如,他在1971年和1975年发表的文章中,就单变量的完全形式对该定理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和阐述。此外,其他人就对应原理的适用性也作过一些研究。不过,总的说来,作为连结比较静态学和动态学的一座桥梁,对应原理迄今为止始终役有对西方经济理论产生明显的影响。情况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根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这个定理只适用于维度数目较少(即变量的数目不超过3)的经济系统,对于维度数目较多的系统,这个定理便不适用。其次,动态稳定条件对比较静态性质只有非常弱的限定,而且单凭系统的比较静态性质也不能确定系统在非均衡状态下的变动是否具有稳定性。另外,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人试图利用对应原理从系统的动态稳定性质来推断系统的比较静态性质,或者试图从系统的比较静态假设推断出系统的动态稳定性。这种尝试始终未能成功。例如,在50和60年代,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理论是当时的热门课题。曾经有人试图根据经济增长过程的收敛条件推断出恒稳状态的性质,以及从假定的恒稳性质中了解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但是,在现代经济增长和资本理论中,经济是始终处于均衡状态的,这里不涉及非均衡的问题。因此,即使能够从中得到有关稳定和均衡的双重结论,这种结论与萨缪尔森的对应原理也只是表面上相似,其实际内容并不相同。总之,与列应原理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目前仍然处于争论之中。关于比较静态均衡分析和动态非均衡分析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所能说的最多不过是:均衡的子系统越小。对原来的非均衡子系统作出稳定性判断的论据就越不充分。稳定的子系统越小,单纯根碾原来的子系统稳定性来证明(或推翻)比较静态结论的分析就越不能令人信暇。
              六、《基础》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基础》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它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套进行理论分析的规范和评价学术成就的准则。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具体的理论内容末说,萨缪尔森在《基础》中确实为西方经济学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但是却没有提出过影响大得足以开创一个体系的见解。他的具有独创性的论点为数不多,构成整个体系的理论都是前人已经提出的那些现成的理论,整本著作所涉及的理论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新古典理论的范围。因此,就主要理论观点来说,《基础》对于传统理论的重新表述没有使传统理论体系中的具体论点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然而,《基础》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学术地位十分显赫。这又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基础》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为西方经济学界提供了一套研究分析问题的规范和评判科学成就的准则。
              首先,它特别强调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且用数学形式将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重新加以表述、论证、整理和总结,初步形成了一套严谨的数理经济分析方法,从而使西方经济学有可能沿着数学化方向向前发展。与松散的文字论述相比,数学化的经济理论显得更加严密、更加简洁、更具有科学性,易于成为经济理论整体中坚实的内核。用数学方法重新整理过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似乎具有更强的“科学性”
              其次,甚至更重要的是,《基础》为西方经济学者的学院式研究和探讨提供了一套分析问题的规范,从而为评判经济学家及其所做工作的相对功绩提供了一个”客观标准”。这套标准或者“这套行为范式适合于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使他们之间的竞争减少到最小限度,使他们在业务和个人间*上相互关心和支持。”“原先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某一具体研究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这种评价标准在研究成果涉及实际的社会条件时导致政治争论;代之而出的新标准则强调某一研究工作技巧上的提高程度。这种标准不仅鼓励经济学家们为了整个专业的利益而扩大学科的‘工具箱’,而且使经济学家可以自命为象其它科学家一样,其工作是超越于‘政治’的”。
              再次,尽管数理经济学用高深的数学表述的经济理论远离现实,甚至几乎完全成了一种锻炼智力的体操,但是,对西方经济学者来说,它却至少还有另一种功能:它能有效地排斥门外汉,使那些不懂得高深数学的人对于经济学望而却步。与此相反,这种用数学改造过的经济理论却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理论,这种“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一种在理想境界里交流的工具,正是这一点使经济学脱离了没有受过类似教育的广大公众和学习其他社会科学的人们,也正是这一点使新古典理论能不断地再生产自身而不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学术气氛中,对西方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而不是面对外部世界。
              由于上述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论著中使用数学的风气愈演愈烈,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文章充斥经济学论坛,在一些经济学领域,纯数学的应用已经达到了专业数学家的水平;在许多经济学者眼里,不使用数学的论文简直算不上经济学“科学论文”。可见,正是数理经济学“纯科学”的规范性质和学院派经济学家对纯科学体系学究式的癖好和功利主义的需要,把《基础》一步步推向学术成就的峰巅。
              另外,既然《基础》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那么,即使该书偏重于单纯分析方法的讨论,它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作者的资产阶级观念,在生产方面,作者把追求本企业最大刮润作为企业生产的宗旨;在消费方面,作者把追求个人最大满足作为个人消费所遵循的准则,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这充分表明了作者的资产阶级观念。事实上,这些行为准则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行为规范。另外,在《基础》中,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分析和定量配给条件下的需求分析,实际上都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谁优谁劣的问题。在这个方面,萨缪尔森显然是在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从《基础》中可以看出,萨缪尔森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并没有完全摆脱个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判断准则。
              综上所述,萨缪尔森的《基础》一书尽管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增添了一些新的理论内容,但是,这些具体的理论内容并不是它对西方经济学所作的主要贡献。《基础》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主要是因为它为西方经济学界提供了一套理论分析的规范和评判学术成就的准则。这套规范和准则为营造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学究式学术迷宫提供了一套精巧的建造术,这正是西方经济学界所需要的,它迎合了学术权威们的口味。正是依赖这类建造术,现代西方经济学才逐步演变成为一门独自发展、自我完善的数理逻辑体系。目前,西方经济学的这种纯科学和数学化的发展势头仍然有增无减,西方经济学的复杂程度和精巧程度仍然在不断提高,然而,西方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一致性却并役有因此而有所增强,依靠这套理论所作出的经济预测的准确性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提高。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每当人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如今所处的局面,就不免会想到《基础》对它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究竟要把西方经济学引向何方?对于这个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始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至今也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统一的结论。

 

 


              原作者:杜月升
              来 源:深圳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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